制造業巡訪｜從東莞到東南亞，一位代工者的三

童水順現在人在越南。2020年疫情發生后，他就很少回到位于東莞厚街的工廠了。

年過花甲的童水順，是一個臺商，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在中國大陸和越南等地開設工廠。過去30年來，他相繼在東莞和越南、柬埔寨等地均有設廠，給歐美等世界多個鞋子品牌代工。

在行情好的時候，他在東莞的工廠有上萬名員工，在越南也有2000多名員工。但現在，這兩個數字分別下降到100多和600多。最近十來年，他在東莞和越南、柬埔寨等三地的工廠，一直處于“有時賺一點、有時虧一點”的狀態，勉強維持著。

但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尤其今年，童水順的工廠進入最艱難時刻，他舉例，如今代工一雙鞋的凈利潤只有1%，一雙三四百元的鞋子只能掙到三四元人民幣。而他的越南工廠已經虧損。

基于三十余年跨國辦廠的經驗，童水順計劃再次進行戰略性調整。他的計劃是，等到疫情結束后，考慮撤出越南和柬埔寨，重回東莞，通過設備自動化改造和自主品牌建設等方式再次出發。

被訂單牽著走的代工廠

5月24日下午，東莞市厚街鎮汀山汀廣場北一路人煙稀少，偶有貨車穿梭其中到工廠來拉貨。冷清的街道兩邊，一些大門緊閉的廠房貼有的“出租”紅色廣告，已經掉了顏色。童水順經營的昌健鞋業有限公司廠區便在汀山汀廣場北一路上。

厚街，離東莞城區大約30公里。在厚街這片125.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因集聚了8家五星酒店而獲得“五星級酒店最密集的小鎮”稱號。但厚街更出名的是家具和鞋。東莞生產著世界上1/4的鞋子，而東莞60%的鞋廠在厚街。

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前后，一家家規模不一的鞋子代工廠陸續縮小在東莞的生產規模，有的甚至關閉工廠，轉而前往東南亞。童水順便是在這波潮流中削減了他東莞工廠的產能。

童水順是在1990年將在臺灣的鞋廠搬到厚街的。在高峰期，他曾在東莞開過3家工廠，員工近萬人。但如今，他在東莞只留有1家工廠和100名員工了。

這種轉移和轉變背后的原因是，相比于東莞，東南亞具有龐大且低廉的勞動力，同時關稅更優惠。

以人工成本為例，童水順2014年把工廠開到柬埔寨時，共有1500名工人，普工底薪為128美元，8小時，六天制，加上加班費以及其他津貼，大約是200~250美元，不到當時東莞制鞋工人的一半。也就是說，一家具有1500名工人的工廠，在柬埔寨的成本比在東莞至少節省30萬到37.5萬美元。而現實情況是，哪怕人工成本越來越高，但在東莞仍然時常面臨招工難的困境，比如，童水順的東莞工廠就常常一兩個月也招不到一個工人。

關稅方面，從中國出口到歐洲的鞋產品大約要交15%~20%的關稅，越南的鞋產品出口歐洲關稅不到10%，而柬埔寨出口歐洲則享受免關稅的優惠。

在以上因素中，勞動力和人工成本關系到代工的生產成本，而關稅則關系到工廠客戶的利潤。以柬埔寨和東莞為例，童水順的歐洲客戶在柬埔寨下訂單，進口關稅為零，而在東莞下訂單，進口關稅則高達15%~20%。“在這種情況下，客戶就要求我們到柬埔寨等東南亞地區設廠。”他說。

客戶要求童水順到東南亞設廠的另一個原因是“國際化”。為此，早在1996年，童水順就根據客戶要求把工廠開到了越南。

這種“國際化”要求的背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客戶出于對政治、疫情、自然災害等多種不可預測的風險的考量。“現在只要有風吹草動，客戶就不敢下單。比如，越南去年封城，客戶就把越南的訂單轉移到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其他國家。”

對于自己這樣的代工廠的經歷，童水順概括就是“工廠跟著客戶的訂單到處走”。

新變化

童水順分別于1996年和2014年在越南和柬埔寨開設了工廠，算是這兩國甚至是東南亞制造業發展和市場變化的見證者。

據他介紹，多年過去以后，越南和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的勞動力和人工成本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勞動力驟然緊張，人工成本水漲船高。

以越南為例，在人工成本方面，近年來，越南最低工資標準保持著年均10%的增長速度，個別地區甚至出現15%的增長速度，盡管在整體用工成本上與東莞相比依舊保持著一定優勢，但其人工效率等方面也存在較大差距。同時在胡志明市——這里的平均薪酬處于越南的一級水平——和東莞市開設有工廠的童水順對此深有感觸。

在勞動力方面，隨著越南制造業的不斷發展，勞動力也變得緊張起來。比如，2021年，疫情導致越南人員流動受制，勞動力缺口雪上加霜，隨后，越南政府加大對發展經濟的力度，制造業快速復蘇，經濟迅速反彈，又造成了新一輪的勞動力緊張。

來自越南工業與貿易部的數據顯示，2022年4月的出口額達到332.6億美元，同比增長25%，前四個月累計出口1224億美元，同比增長16.4%。2022年一季度，越南部分地區用工短缺約12萬人。

“盡管現在越南的疫情管控政策已經放開，但當地工人回到工廠仍然需要一定的時間，而且工人走了之后，（全部）回來的幾率就很小。”童水順說，“越南是個農業國家，工人大多來自農村。在疫情期間，他們回到農村不是種田，就是養殖，生活相對穩定。”

因為招工難，童水順現在在越南只能保守接單，“有多少工人就接多少單子”。

同時，童水順的越南工廠不得不面臨人員結構嚴重失衡的局面，因為當地“管理人才實在是太難找了。”在越南工廠的600多名員工中，包括童水順在內，只有15名來自臺灣和中國大陸的中高層管理人員，其余的普通工人均是越南本地人。管理人員缺失帶來的直接影響是，工廠生產管理不到位，生產效率低下。

不少轉移到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工廠，還必須要面對一個當地的現實短板，就是產業鏈的不完備問題，比如，童水順在東南亞的工廠所需原材料，就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陸，其中一個原因是當地的材料價格要比中國高出15%以上。在正常的情況下，原材料占一雙鞋子總成本的60%。

產業鏈需要靠域外補足的情況下，物流成本就成為敏感因素之一，但疫情全面抬高了貨運成本。據介紹，疫情發生以來，原材料從中國大陸到東南亞的運輸費用漲了兩三倍。

與此同時，受疫情影響，從中國大陸到東南亞的原材料常常堵在港口上。而從東南亞把鞋子運輸到歐美等國家，又常常出現塞港，結果是，同樣的距離，所需要的運輸時間常常比從東莞運往歐美要多一周左右。

而對于東莞這樣的傳統“世界工廠”，近年來也面臨著人力成本、招工難等諸多壓力，疫情以來，有關新一輪產業外流和轉移的新聞不斷涌現。

對于童水順這樣掙扎在微利線上的代工廠業主來說，跨境多地布局似乎也非萬全之策，面對新的變局，他們必須考慮新的應對。

“現在轉型還來得及”

2021年，面對疫情，越南政府采取了“防疫如防敵”的措施，作為越南加工生產基地和外資投資重鎮之一的胡志明市，封閉長達3個月。在這3月里，童水順的工廠只能停工停產，但工廠日常開支依舊，其中人工工資對半發。

與此同時，一些客戶不斷延長給童水順的付款周期，有的甚至當起了“老賴”直接不給錢，這讓本來就處于勉強維持著的工廠元氣大傷。幸好，他當時給工廠購買了相關保險，才彌補了一部分損失。

和不少東莞的鞋廠一樣，童水順在東莞的鞋廠也是在勉強的維持著。“沒有什么利潤，訂單也比去年少，情況和越南差不多。”他說。而在兩頭工廠都差不多的情況下，他正在籌劃下一步計劃——從越南和柬埔寨撤離，對東莞的工廠進行調整的升級。

“等疫情結束后，我打算回到東莞，通過設備自動化把工廠調整過來。同時打造自主品牌，同時通過互聯網等方式在大陸做內銷。”他說，“現在轉型還來得及，雖然我們已經落后了大概五年時間。”

也是在五六年前，童水順一度想對工廠設備進行升級改造，用自動化機器人替代部分人工。那時候，他曾到德國一家自動化機器人鞋廠參觀，發現一條需要50到80名工人的生產線，如果采用德國自動化機器人來生產，僅需要3名工程師。

在他看來，用自動化機器人替代人工將解決東莞制造業用工困難和成本過高的難題。但當時自動化機器人成本過高，讓他根本買不起。而現在，隨著國內自動化機器人設備不斷成熟，設備價格也在走低，以及打算進行創立自主品牌，讓頭童水順有了重回東莞的決心和信心。